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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自明本心，自见本性 中国的佛教哲学也主张自反式内向思维，至少其中的主要宗派如禅宗就是如此。

这种选择既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哲学，也不是全盘接受传统哲学，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理性分析。这也是冯先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作的重要选择。

比如孔子与老子孰先孰后的问题，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，先生都有过详细考证和深刻见解，不仅成一家之言，且为学界所接受。近代的王国维先生明确提出过境界说，但他不从哲学上讲，只从词话美学角度讲，尽管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、艺术的，但毕竟有区别。先生是不会停止思考的，也是不会停止工作的。建国初期，他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，信中表示，他要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读后似懂非懂，但是却引起我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。

[4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，第367页。——编者注 [2]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册，自序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，最富有理论色彩的玄学和理学，都提出过辨名析理与条分缕析的方法，但他们毕竟缺乏概念分析法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先生晚年提出，新理学与新心学实现统一的问题。他对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人的哲学，表现了极大的同情，也能说明这一点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冯友兰 。中国哲学能不能走进近代社会，如何走进近代社会，这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体验必须是情理合一、情性合一的，否则，所谓情者只是私情，所谓体验只是感性体验。这说明，他在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，是考虑到中国哲学特点的。

这既是自我实现的存在体验，也是自我超越的本体体验。我们完全有理由说，精神境界说是冯先生从事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关切。它打破了文化保守主义，以开放的心胸面对时代课题，通过中西哲学互相解释、互相沟通，建立新的中国哲学。缺乏概念的明确性，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优点，毋宁说是它的缺点。

他这样做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原有性质，使之具有近代哲学的特质。但是，无论当代新理学，还是当代新心学，都强调理智而忽视了体验、功夫问题。* 原载《中国哲学史》1995年第1期，第15‒17页。因为它是中西哲学互相理解、互相解释的结果。

特别在《三松堂自序》和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最后几册中，更加强调了这一点。不仅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是如此，程颐的以体会为心也是如此，朱熹的存心、尽心、在自家身上著切体验、心统性情等，都是如此。

因此，中国哲学的概念、范畴，固然有认识意义，但更重要的则是存在意义和实践意义。经过解释的东西，不等于原有的西方哲学，也不等于原有的中国哲学。

它是整体综合的，不是逻辑分析的。他对张载的为天地立心、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以及程颢的反身而诚、浑然与物同体给予特别重视，并直接引用以说明之，就是证明。先生除了在贞元六书中的《新原人》中，提出四种境界说。在西方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，还是新实在论的共相，都是与现实、殊相绝然对立的，这种二元对立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，不只是新实在论。真际概念的提出，使传统的形上学具有一种新的特质和新的形态，使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真正得到明确表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并不是什么缺点，而是实现中国哲学转型的一次新尝试。心灵境界的实现，除概念认识和直觉，还必须有体知、体会、体味、体察、体验。

这就是使中国哲学的概念更加清晰，更加逻辑化，而不是含混不清、拖泥带水。当然，他始终坚持概念论的重要性，他甚至认为，境界就是概念，同天境界就是关于天或宇宙的概念。

其他如对性、命等范畴的解释，也与此相类似。四者各有所司，但又是互为条件、不可缺少的。

这种新的形上学，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传统哲学。哲学不能没有概念，而概念具有明晰性，这是近代哲学的要求。

如果说，冯先生在《新原人》时期，强调境界是对宇宙和人生意义的认识，偏重于意义分析和认识问题，那么，到晚年时，他又意识到心灵直觉的重要性。离开体验功夫的认识，便是纯粹智性的直觉。这还说明，冯先生的哲学观点是不断发展的（这在贞元六书中已能看到），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不应当只要求他的分析与中国传统哲学符合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更应当看看他有什么新的贡献，这些贡献有何意义。

他举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以说明直觉，又举程颢的先识仁体以说明概念认识。事实上，体验（包括道德体验、美学体验、宗教体验）是人类生命、人类精神的重要内容，如同人的精神不能没有情感，精神境界的实现不能没有体验。

王国维第一次提出境界说，但他不从哲学上讲，只从词话美学角度讲（尽管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、艺术的）。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？人们说了很多，现在还在继续说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冯先生的说法最深刻，也最符合中国哲学的意味。

这一点冯友兰先生做到了，可说是有功于中国哲学。这里还要指出一点，精神境界的实现不仅需要思（认识）与觉（直觉），而且需要体（体验）和行（实践功夫）。

新理学的意义在于，它是第一次运用近代逻辑方法系统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成果。魏晋时期的意境说、宋明时期的气象说，都是讲境界的，佛学更是讲境界的（境界二字便出于佛家，但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境界）。理学派虽然比较重视概念性认识，但是决没有建立起如同西方哲学那样的概念论，它最后必然归结为心灵的自我体验与直觉。至于这种新形态能否发扬中国哲学的精神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理解与解释的问题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。

它们各有不同意义、不同层次，却又是互相联系的。我不相信高尚的心灵境界是同现代市场经济相冲突的。

我历来认为，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并不是特别重要，更不必争道统，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性质和目的，这就是实现天人合一、心与理一的心灵境界，也就是诚、仁、乐合一的整体境界。如果说新理学吸收了新实在论则可，如果说新理学等于新实在论则不可。

我认为，这是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。人们只看到，他选择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，却很少注意到它的一般意义。